要是译者肯下一点功夫，至少不会把丁文江、翁文灏等这些中国近现代史上的著名人物，像变戏法一样，弄成我们大家都不认识的陌生人。

　　韩 东

　　《从紫禁城到楼兰》

　　[瑞典]斯文·赫定著

　　王鸣野译

　　吉林出版集团

　　2009年11月第一版

　　281页，29.80元

　　瑞典著名探险家斯文·赫定的AcrosstheGobiDesert一书，最近由王鸣野先生译成中文，在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出版。该书中文名被改为《从紫禁城到楼兰——斯文·赫定最后一次沙漠探险》。书籍装帧精美，印刷漂亮。这几天出差带在手边，闲来翻看，虽然觉得译文晓畅可读，但掩卷之后，却是如鲠在喉，有一些话不得不说。

　　先说书名。如果熟知斯文·赫定的探险活动，或者对赫定先生的著作有点了解，就知道1927-1928年从北京走到新疆的这次科学考察（他自己实际上只走到了乌鲁木齐而不是楼兰），并非他的最后一次探险活动。从1933年10月21日离开北京，到1935年3月11日回到北京的这次汽车考察之旅，跨越的地理范围更大、更广，虽然“到此为止，1927年开始的考察工作最后终结”（斯文·赫定著，徐十周、王安洪、王安江译：《亚洲腹地探险八年（1927-1935）》，新疆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766页），也就是说至少在赫定本人看来，1933-1935年的汽车旅行，还是他自1927年开始的中亚考察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当他写作AcrosstheGobiDesert时，他的汽车探险活动还远远没有开始，所以把1927-1928年的这次考察活动，当成他的最后一次探险活动，是不准确的。如果读者看看赫定后来撰写的《亚洲腹地探险八年（1927-1935）》（英文原书名是：Historyofthe Expedition in Asia 1927-1935,Stockholm,1944），就知道赫定在1928年之后，两进两出内蒙古和新疆，其间的曲折和艰辛，并不亚于第一次探险。所以赫定在本书第三卷所描述的1933-1935年的这次田野考察活动——从北京出发，经过内蒙古、甘肃和新疆又回到北京的汽车考察，才是他的最后一次沙漠探险活动。

　　我想说的，其实远不止书名。手边没有AcrosstheGobiDesert这本英文原著，有疑问的地方无法一一核对，实际上我也不愿意去花这个工夫核对它。但是就我有限的知识，我知道书中把不少中国考察队员的名字翻译错了，这错误虽然没有把蒋介石译为“常凯申”之类的错误吓人，但也足够让我们劝劝某些翻译家了：在您翻译之前或者翻译之间、之后，能否查查相关的史料，别犯这类简单的令人无法饶恕的错误？

　　张冠李戴的译名错误，几乎贯穿这部译本的始终。第1页，“我向V.K.亭博士、W.H.翁博士和格拉堡博士辞行。”不用说，这三位分别是丁文江博士（1887-1936）、翁文灏博士（1889-1971）和美国著名古生物学家葛利普博士（AmadeusW.Grabau,1870-1946）。前两位是我国著名的地质学家和社会活动家，是中国地质事业的创始人，都是中国近现代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葛利普1920年应丁文江先生之邀来华，担任地质调查所古生物室主任和北京大学古生物学教授，把他的后半生全部献给了中国的地质和古生物学事业，1946年在北京逝世，是深受中国地质和古生物学界尊敬的大师，他的墓碑至今还矗立在北大校园。

　　第32页，“徐教授于1888年出生于湖南省靠近湖北省边界的一个村庄里。”这里的“湖南省”显系“河南省”之误。如果熟悉徐炳昶教授（1888-1976,字旭生，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中方团长，我国著名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就知道他是河南南阳人。一字之差，不管原著是怎样拼写的，出这样的错误都是不应该的。其实，接下来的第34页也告诉读者，四位中国学者和他们的学生来自五个不同的省份，明明白白地写着河南而不是湖南。

　　第33页，说到袁复礼教授，“他的朋友们都叫他‘四元’”。看到这里，我真是吓了一跳。袁复礼，字希渊(1893-1987),我国著名地质学家，也是1921年同瑞典学者安特生（J.G.Andersson）发掘仰韶村遗址的中国学者。好在译者还知道“袁复礼”的名字，否则我们真不晓得这个“四元”该是哪个了。

　　第34页，“最后一个中国人的名字叫单帆顺”，这真把我“雷”倒了。因为在我的印象里，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里根本没有一个姓单的人。想来该是“詹蕃勋”吧。詹蕃勋，字省耕，是西北科学考察团的中方团员、测量学家。

　　同页还提到“中国科学研究机构协会”。中国近代并没有这样一个协会，它的准确名称应该是“中国学术团体协会”。在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离开北京之前，该协会主席周肇祥跟赫定签订了中英文两个文本的“中国学术团体协会与斯文赫定博士所订合作办法”。虽然时间过去了差不多一个世纪，但找来这个协议的中文文本并不困难，实际上最近正式出版的《徐旭生西游日记》（宁夏人民出版社，2000年），就附录了这个协议（第281-284页）。

　　第35页，“10位中国人中现在没提到的只有匡元闯，他是一位摄影师。”这也让我大吃一惊。龚元忠，字醒狮，现在他的姓名却变成了“匡元闯”，亏得赫定不大晓得中国人的字，他要是把龚先生的字也写上，不知道这个“醒狮”，最后会变成什么人的名字呢！

　　同页倒是把四位参加考察团的学生的姓都翻译对了，即刘、崔、李和马。但是，在随后的文字中，却出现了“隋”（比如第90页、第256页等），要不是赫定说“赫姆波尔和那个叫隋的学生如往常一样为我划出基线”、“我们自额济纳河派出的隋姓学生”云云，说明这还是那个姓崔的学生，我还真以为又冒出一个姓“隋”的学生呢！这个突然冒出来的“隋”，一定就是“崔鹤峰”（字皋九）吧。

　　第43页，安特生（1874-1960）被译成了“安德森”。这也就罢了，他本来就是一个瑞典人，虽然他认可的中文名字是“安特生”三字，中国考古学界到现在也都是这么称呼他的（马思中、陈星灿：《中国之前的中国》，瑞典东方博物馆，2004年，第102-103页）。但是下面的“北京联合医学院”和所谓的“布兰克博士”（43-44页），我却不得不说两者分别是“北京协和医院”和步达生（DavidsonBlack,1884-1934）的误译。步达生，加拿大人类学家，周口店北京猿人的研究者，1934年病逝于北京。

　　第171页,“在收藏家陈的大力支持下，伯格曼在从百灵庙到额济纳河的路上发现了120处新石器时代的遗址。”这个“收藏家陈”，想来不会是别人，一定是中方队员陈宗器先生（1898-1960,地磁学家，解放后曾任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副所长），他不知道什么时候变成了“收藏家”。

　　第226页，说袁复礼教授的南队还在“陈藩附近地区发现了3座古城”。这个“陈藩”，就我仅有的知识判断，应该是“镇番”之误。

　　第236页，前面提到的龚元忠先生，不幸又被改了姓，成了“孔”先生。

　　第250页，“杨增新的右边坐着他多年的心腹和俄文翻译——来自喀山的塔塔尔·布尔汉。”这个人，其实就是解放后曾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主席的大名鼎鼎的包尔汉（1894-1989）。

　　第253页，所谓“外务部长樊大人和教育部长刘大人”，樊大人和刘大人的姓倒没有错，但是所谓“部长”云云，一定是“署长”或者“厅长”的误译。根据《徐旭生西游日记》，樊“外务部长”其实就是杨增新手下的“交涉署长”，刘则是他的“教育厅长”（见该书第189-190页）。

　　我这里只是把明显的人名、机构名的误译挑了些出来，至于读来不通或者读不懂的地方，还有不少，这里仅把随手记下来的几处告诉译者，希望以后修订的时候能够加以注意。比如第94页说，“看到黑德的3张巨幅精妙三角系统图也是一种真正的艺术享受”，一般读者是不明白这“三角系统图”是什么玩意的，译者恐怕要加注说明。第95页，“平台周围是几百块角度弯曲的砖头”，一般读者恐怕也不明白什么是“角度弯曲”的砖头。还有，译文中一会儿用中国人，一会儿用汉人，想来多是所谓Chinese一词的翻译（比如第111-112页）。到底哪些地方该用“中国人”，哪些地方该用“汉人”，在中文里应该有清楚的表述，显然，在很多地方，译者的拿捏是不准确的，很容易给读者造成误会。第164页所谓“河流就分成几条小的三角洲支流”云云，读者恐怕也不明就里。
从封内的译者简介看，显然这是一位年轻有为的学者，作品不少，对西域历史看起来也有专攻，如果他能在翻译这本书的过程中，随手查查斯文·赫定已经翻译成中文的若干本著作，比如上引的《亚洲腹地探险八年（1927-1935）》，或者已经正式出版的《徐旭生西游日记》、《黄文弼蒙新考察日记》（文物出版社，1990年），又或者袁复礼的《蒙新五年行程记》（《地学集刊》第2卷3、4期合刊，1944年）、《30年代中瑞合作的西北科学考察团》（《中国科技史料》第4卷3期、4期[1983年]、第5卷1期、2期、3期[1984年]），别的不说，至少上面张冠李戴的错误均可避免。这些书在一般的图书馆都能查到，斯文·赫定和徐旭生的书现在还能在书店买到。要是译者肯下一点功夫，至少不会把这些中国近现代史上的著名人物，像变戏法一样，弄成我们大家都不认识的陌生人。

　　最后，我想向这本书的译者和所有从事翻译的学者发出善意的呼吁:翻译家，请您慢一点吧！